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主讲:“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的历史反思”

发布时间: 2018-03-28 浏览次数: 15

    2018323日,由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承办的贵州大学“文科讲坛”总第450期(2018年第2期)、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贵山论坛”总第119期在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举行。

讲座特邀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家社科基金民族问题组评审委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支平教授主讲“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的历史反思”。

  

讲座由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院长张清教授主持。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夏保国教授、黄诚教授、马国君教授、曹端波教授、周兴禄教授,张明副教授、吴倩华副教授、廖峰副教授、袁轶峰副教授、栾成斌博士、王曼老师,文学与传媒学院刘振宁教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宋君修副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唐应龙教授等,以及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本科生、研究生120余人参加论坛讲座。

讲座中,陈支平教授从明代朝贡体系、明代朝野应对“大航海”时代、明代对外交往政治经济各行其道与文化缺失三个方面对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进行历史反思。

  

陈支平教授认为,朝贡体系及其朝贡制度曾经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从总体上看,明代对外朝贡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国与国、地区与地球之间和平共处的核心宗旨之上的,反映了明代外交的基本特点。

通过考察中外交往中朝贡制度的具体历史实践,可以看出薄来厚往的朝贡往来曾经对明代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财政负担;通过考察与朝贡体系紧密相关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朝贡贸易历史状况,特别是考察专门负责朝贡贸易的福建泉州市舶司、广东广州市舶司等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设置于福建的市舶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或无事可做,或仅负责与琉球地区的朝贡往来并存有较多的历史记录;设置于广州的市舶司则负责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海外朝贡事宜。若从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是否正确,并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得失的主要标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固然有其必然的联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陈支平教授认为,明代前期,为了防倭防海盗而导致的海禁对于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十五世纪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传统自给自足的社会,商业以及海外贸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微弱;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官吏及军队的腐败谋利和玩忽职守,很难遏制东南沿海一带居民的透漏出海交易。规模有限的、以交易域外方物为主要商品的海上贸易活动,基本上还是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十五世纪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欧洲人,开始向世界的东方进发,“大航海时代”形成。这就使十五世纪之后的明朝社会被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国际格局之中。到十六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剌加、吕宋为基地,逐渐伸张势力于中国的沿海。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主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至十七世纪前后,中国的商船曾遍布于南海各地从事各项贸易,执东西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到明代中后期,不仅是中国的商人们积极进取,应对“东西方碰撞交融”,而且还随着这种碰撞交融的深化,中国的对外移民也形成了一种常态的趋势。

明代时期,中国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从明代中后期朝野不同阶层人们对于世界新格局转变所遭遇的“大航海时代”的应对不同态势中可以看出,一旦有了适合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氛围,中国社会各阶层,完全可以跟随世界潮流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即使针是对传统的封建王朝,也必须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

  

陈支平教授认为,在明代对外交往中,文化的缺失是对外政治与经济各行其道的同时所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虽然到了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对于民间贩海行为有所宽容、弛禁,但明政府以防倭、防盗为核心的海洋政策并未作出根本的改变。因此,明代朝贡体系的政治外交与民间的贩运东西洋不仅是各行其道,而且民间的贩海行为,还时不时地受到明政府的压制。两者之间,始终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合力、共同作用于海上丝绸之路。明代这种带有政治仪式意味的外交政策,将随着政治的变动而变动。政治外交基本上属于实用型的,缺乏长远的延续性。到十七世纪之后,东亚以及中东政治版图发生变化,中国对于南亚、西亚以致中东的政治影响力就不能不迅速衰退。

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使“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牢固树立。欧洲一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也逐渐失去了对于中华文化的敬畏之心。延至近代,在诸多西方人士的眼里,中华文化被视为落后民族的低等文化。十八世纪以后,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其对外传播的作用与影响力日渐衰微。

从中国民间海商的行为看,东南沿海海商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抵御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始终坚持了下来。特别是在对外移民方面,有着不断发展的趋势。随着中国移民的向外扩展,以民间基层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下层文化,随之进入华侨所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并得以传承和弘扬。虽然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不断地批量向世界各地移民、形成华侨群体,并在自己的居住国形成了具有中华特征的社会文化氛围,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以下层民众所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中华文化,无论是宗教信仰的、生活习俗的还是在文化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基本上都局限在华人的较小范围内,极少可以扩散到华人之外的族群当中。这意味着历史上中华文化的传播,较为难于对华人之外的群体乃至国家和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陈支平教授认为,明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上遵循两条路径展开:一是王朝政府的朝贡体系;一是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与对外移民的系统。因此,从总体上看,明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模式中,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输出成为一个严重的缺失。这种缺失,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影响力;中国的海外移民对居住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文化上的隔阂,使得无论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还是华侨与当地族群、国家的关系都存在着较为尴尬的境况。

就东南亚地区百余年的发展情境而言,华人华侨在经济上的成功及贡献越大,其结果往往较为难于拉近与当地族群的亲密和谐关系,两者间的隔阂始终存在或时隐时现。一旦居住地区出现政治上、经济上的波动,华人群体往往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怨恨的发泄、排斥、攻击对象。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对外交往历程中忽视文化的传播与输出,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讲座最后,陈支平教授就现场听讲同学的提问进行进一步的分享和解读,并于讲座结束后在中国文化书院合一亭前与现场听讲部分老师合影留念。

  

在论坛讲座正式举行前一日晚间,陈支平教授专门到访中国文化书院,与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就明史及阳明学研究相关问题、民间文书与地方文化研究、历史文献研究等问题畅叙交流。

  

文: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 图:张洪 栾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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